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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伊斯兰教中的希腊哲学
发布时间:2018-04-04 13:46:23

芝麻芝麻快开门:解析伊斯兰教中的希腊哲学

 

在美国的电视频道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少年儿童学英语的节目《芝麻芝麻快开门》。它借用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名著《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小说中的故事来形容打开知识宝库大门的巨大收益。当我们今天谈论伊斯兰世界时,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比如封建落后、反对现代化、宗教狂热、妇女地位低下、暴力恐怖活动等,无论如何也不会与中世纪时期出现的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联想一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恰恰是那段时期的辉煌伊斯兰文明如何吸纳了希腊哲学的精华而产生了伊斯兰哲学的政治理论,由此再现了世界史上阿拉伯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互相交融和渗透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明了历史上的伊斯兰文化是具有怎样的包容性并善于融会异质文化的宽广精神。

伊斯兰教的神学理论以《古兰经》为基础,又辅之于圣训和逊奈。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真主通过天使迦卜勒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圣训是穆罕默德的言论,而逊奈是效法穆罕默德行为的模范传统。穆斯林承认犹太教和基督教为神启的宗教,这正像基督教承认犹太教那样。但穆斯林认为,降示穆罕默德的启示完成了并超越了在这之前的启示。穆斯林拒绝了基督教的教义:即耶稣是神,以及神性的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和圣灵。穆斯林相信,耶稣是先知;真主是独一的。因此,上述的伊斯兰教神学教义的要点与基督教和犹太教相比有明显的区别。

伊斯兰教从它诞生的阿拉伯半岛那里迅速传播。这种迅速传播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圣战”。在战场上被战败的非穆斯林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是皈依伊斯兰教,要么就是被处死。但对于信仰一神教并同属于亚伯拉罕精神传统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却是例外,允许他们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但条件是承认穆斯林的政治权威和交纳税赋。通过这种方式,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由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组成的社团。这些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有时候在文化交流中起了在穆斯林和希腊人、拉丁语民族之间的中介作用。所以,在公元9世纪时期,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成了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译者,在公元12世纪的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成了将阿拉伯文的有关希腊和阿拉伯科学和哲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译者。欧洲首次见之的大量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是从希腊文那里翻译过来的,后来这样的翻译很快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伴之而来的是对穆斯林哲学家用阿拉伯文写的著作的翻译活动。阿布?纳速尔?穆罕默德?法拉比、阿布?阿里?胡赛因?伊本?西那、阿布?瓦里德?穆罕默德?伊本?阿赫迈德?伊本?鲁世德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是以他们拉丁化的名字即法拉比、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为人熟知。

伊斯兰哲学家写的有关政治学的著作基本上以柏拉图的著作为基础,同时也受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影响。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对伊斯兰世界很有影响,但他的《政治学》一书却为穆斯林学者所鲜知。古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波菲利、普罗克洛斯和其他人)试图将柏拉图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这些哲学在本质上是和谐的。这样的观点也影响到了伊斯兰教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或多或少地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带上了柏拉图的色彩,或者以柏拉图的理论来诠释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伊斯兰世界中三位著名的哲学家法拉比、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的思想以及他们著作中反映的希腊哲学内容。

 

法拉比(约874年至950年)

出生于中亚突厥斯坦的穆斯林哲学家。父亲是喀喇汗王朝的军事将领。早年到中亚伊斯兰文化名城撒马尔罕、布哈拉求学,得到良好的宗教和文化教育。40岁时随父定居巴格达,受教于基督教哲学家约翰纳?伊本?海兰,学习希腊哲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法拉比除通晓伊斯兰教义学、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外,还对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音乐都有较深的研究。自942年起随哈马丹王朝素丹索非?道莱而在宫廷任职,晚年迁居阿勒颇。

10世纪巴格达学术界盛行阿拉伯版式的亚里斯多德学说,法拉比的哲学思想则形成于这一思想潮流中。他对伊斯兰教的最大功绩在于,运用当时阿拉伯人所理解的希腊传统,指明如何运用这种传统解答穆斯林所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他为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托勒密、欧几里德、盖伦的主要著作写了注释,特别对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与《工具论》作了全面注释,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誉为亚里斯多德后的“第二导师”、“伊斯兰东方最伟大的哲学权威”。法拉比受亚里斯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影响,吸收苏非派自然泛神论的成分,并与自然科学的成果相结合,力图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矛盾,用哲学论证宗教信条,使哲学冲破伊斯兰教义学的禁锢而得到独立发展。他认为人的理性优于天启。不懂哲学的人不能理解较为抽象的真理,于是宗教就用象征的方法向他们灌输真理。法拉比的大部分著作论治国正道。他认为,哲学家作为最完善的人来说应当仿效真主统治宇宙的方法治国。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动乱是由于政府脱离哲学家。

在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纯理论的价值高于宗教的价值。他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领域内的真理,宗教是属于人们的思想信仰和社会道德准则范围内的真理,而科学是人们探索自然的因果关系和为人类谋求幸福进步的知识,是广泛意义上的真理。在社会政治观上,他受柏拉图《理想国》和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的影响,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模式,在这个理想国中,君主应是贤明、睿智和完美的人,公民应具科学、哲学知识和政治上有教养;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公民的幸福,而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是要参悟与真主的合一。

法拉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关键是两点:1,亚里士多德的关于自然作为向成熟状态发展的本源的思想;2,亚里士多德的在示范性争论和仅仅是劝告性的争论之间的区分,即在给予真正的知识和理解的论点与劝诱听众相信一个结论但不理解为何如此的基本原理的论点之间进行区分。

根据法拉比的理论,就像其他自然界的动物一样,人类有一种以自己的行为倾向于向完美状态发展的爱好。除了靠利用大量的自然之物以外和在支配自然之物并发挥其有用性以前,人类不可能努力到这样完美的状态。……一个隔绝的个人不可能仅靠自己或没有许多其他个人的帮助实现所有的完美。在工作中参与其他人群或其他人而不仅仅是孤军奋斗是每个人固有的天性。……因此,为了实现他可能得到的完美状态,每个人需要与他人发生邻里关系或与周围的其他人联系……这就是人为什么被称之为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这样的思想是从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理想国》(第369-371页)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部分第2页)

城市中公民的协作而产生的政治联系和整体性与构成世界整体性的机构组织是一致的……正如世界上有第一原则,然后其他原则从属于第一原则一样,那些优先于这些原则的事物,和其他从属于这些事物的其他事物,一直到事物秩序中最低级的事物为止,国家和城邦包括最高指挥者,下面是下属指挥者,再下面是公民,接着的是下属公民,一直到最底层的公民和人为止。于是,城邦包括了相类的东西,而它们被包含进世界整体。等级制度、秩序是新柏拉图主义主题的特征,这方面可参考圣奥古斯丁的理论。

人类在其获得统治者所需的德行的本质能力方面是不同的。因此,人类在掌握艺术、道德和人为的德性上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王储是以本性而不仅仅是以意志来占据职位。同样地是,下属人员也基本上以本性来占据职位。事情就是如此,即神学德性,最高的崇尚德性,和最高的道德,以及最高的实用艺术(政治学)仅仅在配备了本质方面的美德才能实现,即那些拥有极大潜在力的高超本性的人们才能实现。(参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部分第5页;柏拉图的《理想国》,第415页)

具有最高超的自然能力和获得道德的人们必须在国家和城邦中实现这些完美的状态。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口头传授教育和以习俗约定的某种模式形成特性。

应该赋予伊玛目或君王讲授神学科学,要么赋予给那些有责任保存神学科学的人……根据柏拉图规定的计划(在《理想国》中有关卫护者的教育部分),他们应该被培育为追求学习的道路并从他们成年前的孩提阶段就形成了个性习惯的人。然后,他们中的王储(领袖)将就职于下属的部门中,在他们达到50岁以前被逐级提拔。然后他们就职于最高权威的官署中……他们是选举出来的,而不应该被局限于与未经审查过的普通舆论相合宜的范围里。(关于这些请参考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早期阶段,他们应该接受劝告性争辩和类同性的手段的教育。(这与示范性争辩和事物自身的知识教育成鲜明对比)

王储的道德和艺术是以指导那些具有低的道德和艺术者而行使的。王储惯于利用那些品级低的人做教化工作,形成了不同类型公民的个性??有些靠劝告,有些靠强制手段(包括圣战),王储需要能使他在组织、领导军队和利用战争工具和好战人员方面达到卓越的学术团人,因为这些人赋有征服国家和城邦的使命,因为要征服的这些国家和城邦不顺从去做那些设法使它们获得幸福的事,而人生来就是为了获得幸福的。在使用劝说性的教育中,王储应该复习他原先示范性地学习过的东西,并寻求劝告性的和相似性的论点,设计政治演讲的方法和技巧。(参考柏拉图的《政治家》第303-304页、《费德鲁斯》第271页、《法律》第719-720页)。由于哲学的目的是在于全体人类的完善,因此它寻求政治权力。“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完美的哲学家,他必须拥有神学科学和利用神学科学为所有其他人根据其能力谋利益的本事。如果人们去考虑真正的哲学家的地位,他们将会发现在哲学家和最高统治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参看柏拉图的《理想国》第473页)。现实是,当人们……获得教育,当人们以自己的智力领悟其思想时,当人们以特定的示范教育的手段达到它们时,那么,由这些认识构成的科学就是哲学了。但是,如果他们已知通过模仿哲学家的类同性想象它们时,并且达到想象它们的那些是由通过劝说性手段引起时,古人称这些认知的东西为宗教。……因此,根据古人们的观点,宗教是对哲学的模仿。宗教和哲学组成了同样的主题,两者都阐明了存在的最终原则,两者都为了造就人的缘故解释了终极目的。在所有理论中,哲学是基于知识理念或观念来阐述的,而宗教是基于想象进行解释的。在哲学显示的一切理论中,宗教利用了劝说性的手段。

法拉比的结论是:伊玛目、哲学家和教法学家的思想是同一种思想,穆罕默德是集哲学家和君王于一身;但是,哲学家要高于那些仅仅具有宗教情感的人。因此,统治者必须有哲学头脑,而芸芸信众只需要宗教信仰就可以了,他们不必达到哲学家思想的境界。

法拉比的主要哲学著作有:《知识大全》、《论灵魂》、《论理智》、《哲学入门必读》、《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论政治》、《科学分类》、《逻辑学入门》等。

 

阿维森纳(980-1037)

出身于中亚布哈拉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什叶派支派伊斯玛仪派的信徒。幼承家教,10岁时能记诵《古兰经》和大量阿拉伯诗。在布哈拉的学者阿卜杜拉?纳特里的指导下学习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法拉比、拉齐等人的哲学、科学著作,并自攻医学。18岁时已成为名医,同时精通伊斯兰教法、医学和玄学。因将萨曼王朝亲王的病治好,被特许使用皇家图书馆。21岁时在各门学科均有成就,并成为杰出的医生。一度在政府中任职,但一生从事学术工作。因政治变动曾经流浪。在哈马丹时,担任苏丹宫廷的御医,曾两次被任命为大臣。后迁居伊斯法罕,在布韦希王朝国王宫廷里任御医。生前的著作《治疗论》和《医典》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卒后葬于哈马丹。一直享有“医圣”之名。

阿维森纳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肯迪和法拉比的学说,采取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力图调和哲学和宗教的矛盾,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哲学问题。在世界本原问题上,他认为自然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的,没有脱离质料的抽象形式,形式包含在物体本身之中,质料和形式二者相互依赖和制约。但他又认为安拉的本体是“第一存在”,是“自在”,并由此产生其他的“可在”,也就是万物。安拉不是直接创造世界,而是先创造出“原初理性”,再通过它流溢出世界万物是必然的。安拉只是在标题上而不是在时间顺序上是事物的“动力因”和“目的因”,安拉不直接干预自然界的事物,统治自然界的是严格的必然性。

阿维森纳主张“双重真理论”,认为宗教信条同以理性与经验的成就为基础的哲学可以各自独立存在,二者研究的对象虽不同,但不相悖,都是真理。世界是可知的,自然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认识真理。

阿维森纳的《医典》中的“形而上学”部分中包括了下列内容:对柏拉图、毕拉达格拉斯的比较,对《理想国》的评论。阐述了第一原则:真主。参考《古兰经》。“他不应该卷入他们”,宗教知识不包括哲学家应该知道的一切。“它不是合宜的……模糊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穆罕默德从没说过:《古兰经》的一些部分是可以比喻性地解释的。由此,阿维森纳为宗教实践找到了哲学的理由。政治理论的基石是领袖的作用,比如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哈里发制度,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穆斯林的联系。通过政治领袖,伊斯兰国家实践其宗教教义并建立社会秩序。阿维森纳认为,人们不应该被强制性地驱使去进行对他们有利的工作。

 

阿威罗伊(公元1126-1198)

阿威罗伊生活于西班牙,那时的西班牙是在穆斯林的统治下。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家庭,自幼受到家庭严格的伊斯兰教育,能背诵《古兰经》和圣训,因此精通传统的伊斯兰教学科,又学过医,在哲学方面很有造诣。1153年到后伍麦叶王朝的京城马拉喀什从事教育和医学著述,结识了大臣伊本?图菲勒。后经图菲勒的推荐进宫廷从事学术研究。1169年起担任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的法官。伊本?图菲勒去世后,他继任大臣职务,又前后担任过两位哈里发的御医。应哈里发的邀请,他对亚里斯多德的部分著作写了一系列的评注,它们被翻译成拉丁文,并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中很有影响。在政治上,阿维罗伊被指控有“异端”思想倾向而被放逐,其宗教、哲学著作亦被焚毁。后又被宽赦而复职。他卒于马拉喀什,移葬在科尔多瓦。现存的主要著作有:《哲学家矛盾的矛盾》、《哲学和宗教联系的论断》、《宗教信仰中例证方法揭示》、《医学通则》等。

在伊斯兰文化中,如果用一种连续性的希腊哲学的眼光看的话,哲学是有些可疑的。在获得公众支持的教育机构中,哲学从未有过立足之地。它也从未与任何职业有过很好地关联。这与12世纪后的西欧情况相反,在西欧,哲学是大学艺术等类学院中的主课。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教育中卓有建树的科目是法学,即宗教法的研究。阿威罗伊的《读物》中有“决定宗教和哲学之间联系性质的重要论纲”,在这部分中,阿威罗伊试图显示(他主要关注于法官这样的读者群),对穆斯林来说,哲学是合法的学问,确实,它是宗教的最高形式。如同法拉比和柏拉图一样,阿威罗伊设想有这样的国家,在它之中,哲学家是精英分子。“法学对哲学的态度是什么?”如果目的论者的研究……,那么法律驾驭哲学。目的论者:有关设想或目的的意思。至高工匠:真主,世界的创造者。引用《古兰经》。

示范的、辩证的和口辞的理由:根据亚里斯多德的示范的理由看,它是通过形式为什么事物是如此以及必须是如此的原因来给出确定性和理解。辩证的理由显示:它是通过不给予理解和确定性的原因证明它或许是如此的(比如,论点是从共同相信的或类比获得的)。口辞的理由是诱导听众(或许通过情感的召唤)相信事情是这样如此的。(柏拉图使用“辩证”作为最高形式的理由,而亚里斯多德把这个词看作不那么好。)

阿威罗伊的最大反对者是安萨里,他在这个主题上也持有类似的自由观点。“如果我们采用了规避一切真理的态度,那么异端的心态将先于我们得到领悟,我们将必然会失去了真理的绝大多数。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学习这些哲理的古人们:他们是希腊哲学家。

人的本性处于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法拉比和阿维森纳的观点,他们也还指出:哲学是为精英的,而宗教是为群众的。请注意:有关神学内容的争论从未被显示出存在过一致的观点。由于一些专家还相信:他们不应该把他们的知识与公众交流。偶然的确定性:恰巧是确定的。辩证的论点使用共同相信的作为前提,不存在保证,即共同相信的东西是真实的。但它也许有时候发生了:即它们是真实的。

如同法拉比那样,阿威罗伊认为哲学和伊斯兰教是和谐的,认为最高的智慧应该是哲学的,但这不体现于公开的;认为普通人应该通过《古兰经》和圣训的手段来教化,而不必试图让他们转变为哲学家。比较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城邦中,哲学家统治着普通大众,哲学家比大众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对大众有益的。注意:这些穆斯林哲学家并不设想(甚至假定不相信):《古兰经》和圣训是有半点假的。通过奇迹,真主提供了一部经典,它不仅完全能使普通群众理解,而且是真实的指南。

阿威罗伊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只有形而上学家运用某种证据(演绎推理)才能够而且有资格(并有义务)解释伊斯兰教法中所包含的教义。哲学寻求真理的目的是确定宗教信仰和信念的真正的、内在的意义。这种内在的意义不得向群众透露,他们必须坚守在故事、明喻和隐喻中所包含的圣典的简明的、外在的意义。

哲学家必须选择最好的宗教。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最好的宗教是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所宣讲的伊斯兰教,正如基督教是耶稣时代最好的宗教和犹太教是摩西时代最好的宗教一样。

阿威罗伊说,“哲学是伊斯兰教法的同伴和义姊妹”。他坚决认为,如果哲学家不能当政,他应该竭力按照理想国的方向对政策施加影响。因为,尽管伊斯兰理想国以伊斯兰教法为理想的宪法,把它作为基础和核心,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最佳者。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妇女为平等公民相比,他对伊斯兰教中的妇女地位感到遗憾。他说只用妇女生孩子和养育子女对经济不利,这正是国家贫困的原因。在当时,这是离经叛道的言论。这证明他冲破宗教观念的束缚,肯定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阿威罗伊依照柏拉图的见解把理想国转化为荣誉至上政府即以热爱荣誉为基础的政府。阿威罗伊把伊斯兰教的观念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结合到一起了。

阿威罗伊在伊斯兰教法和借助亚里斯多德所解释的柏拉图的一般法之间看到有许多共同的基础。他采纳法拉比将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等于伊斯兰教的伊玛目(领袖和立法者)的公式。在哲学上,阿维罗伊非常推崇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把它说成是最高的真理,人类的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他继承和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中科学和理性的倾向,综合了阿拉伯世界东、西方伊斯兰哲学家的思想成果,并在同正教教义学家安萨里等人的论战中,使哲学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而得到独立发展。

他认为安拉是无始的、最高的精神存在,是世界的“第一推动者”,是万物变化最后的“目的因”。安拉是宇宙整体的最高主宰者,是世界总的秩序,只是在总体上而不是在局部或个体上起作用。

在理性和天启的关系上,他是“双重真理论”奠基人之一。他认为,理性和天启、哲学和宗教是不矛盾的。除天启的信条外,一切事物都应受理性的检验和判决。宗教和哲学关系密切,二者是不同范围内的真理。宗教的真理源自天启,它具有象征性和寓意的形式,它是对人们的训诫,是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旨在止恶扬善,顺从安拉,维持世道人心,适应大众的需要;哲学的真理是来自理性,通过纯粹的思辨而获得,它是真理的最高表现形式,哲学家能认识宇宙万象,由此而推证造物主的实有。哲学理论高于信条,仅为少数哲人所理解。这二者可能有分歧,那是由于它们各有自身独立的认识范围。有时哲学上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宗教上可能认为是错误的,反之亦然。真正的宗教并不反对哲学研究,同样,真正的哲学只是排斥宗教对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干扰。当哲学的论证与宗教教义不相符合时,应相信哲学的论断,“相信宗教的人,就不应该害怕哲学的不同论断”。他的这些观点使哲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具有希腊文化要素的伊斯兰政治哲学对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伊朗伊斯兰革命。20世纪70年代末,令人瞩目的中东地区发生了一起震撼世界的事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绝大多数的伊朗群众集合在一个称为“乌里玛”的宗教学者阶层周围,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推翻专制王朝的斗争并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胜利。宗教学者领导的伊朗全国信教群众以和平的方式推翻了拥有100万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军队支撑的巴列维王朝政权。

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的作用。

领导这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是宗教学者阶层的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他在革命前就做了思想理论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他在流亡地伊拉克纳贾夫的著名演说即后来编辑为书的《伊斯兰政府》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社会想要改革,单有法制还是不够的。为了确保人类的改造和幸福,法律必然需要一个执行权力和执行人。因此,全能的真主除启示一部法律(如教法条例)外,还规定了一种执法机构、行政机构合为一体的特殊形式的政府。”(《伊斯兰教和革命??伊玛目霍梅尼言论集》,哈米德?奥尔加译,伯克利,1981年)“伊斯兰政府不同于任何现存的政府形式。伊斯兰政府既不是独裁政体,也不是专制政体,而是宪法政体。它不是当代词义的比如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认可法律并以此为基础的宪法政府。它是这样的宪政:统治者在统治和管理国家中应该服从神圣《古兰经》、至圣使者的逊奈所规定的一定条件。……由此,伊斯兰政府的定义是神圣教法对人的统治。”“在这种形式的政府中,最高权力属于真主,法律是真主的判决和命令。伊斯兰教法律、神旨对全体个人以及伊斯兰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力。每个人,包括至圣使者和他的继承人,须服从法律,这是亘古不变的……。”

什叶派领袖的特性。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领袖必须具有两个基本的条件:⑴有渊博的教法知识;⑵公正。第一个品质和什叶派教义所强调的宗教知识是一脉相承的,但不同的是,它不强调隐喻和内省知识,但强调获得知识的方法是学习,而不是遗传;还规定统治者的知识必须超过所有其他人。对于第二个品质,霍梅尼说:“统治者必须具有虔诚的信仰,高尚的品德,公正而未犯大错误。”

哲学家王。仿效的源泉。

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什叶派乌里玛(宗教学者)制度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但它和中世纪基督教的教阶制有所不同,等级称号只是宗教知识和信仰虔敬程度的证明。获得这些称号需要通过学习上的竞争、品行上的考察、高级学者的公议以及教徒的公认。获得称号并不意味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等级称号并不完全是一种特权或特殊的地位。宗教学者的权力取决于教徒和其他神职人员对他的仿效和尊敬。因此,高级学者无形中置于教徒群众和民意的监督之下。每个宗教学者都有自己的一批仿效者,他们分别执行学者的个人意见,所以从总体上看,宗教学者的意见是分散的,是与地区结合的。但遇到重大问题意见不统一时,高级学者往往彼此协商、交换意见,最终产生一个一致意见,可见它有相对集中性。还必须指出,宗教学者的这种等级形式的教阶制并不是很严格的,固定不变的。常常因为仿效者数量的迅速增减,而打破了如前所述的确认方法,遴选出高级学者。有时候仿效者的舆论统一,能产生出一个最高精神领袖为大家接受;有时候,意见不一,那么,这时期就有数个“总仿效源泉”的集体领导。什叶派的这种自然交替的领导制度较能灵活地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作出适当的调整。而最高的宗教领袖有点像柏拉图的“哲学家王”那样的类型。事实上,什叶派宗教领袖在生活上都是非常俭朴,在宗教操守上都很虔诚,在学识上很渊博,在品格方面很有模范作用,同时他们与信教的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教法学家监护权。宗教专家委员会。

霍梅尼指出:“教法知识和公正这两个品质呈现在当代无数教法学家身上。如果这些教法学家联合起来,他们将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普遍正义的政府。”“如果一个名符其实的具有这两种品质的个人出现了并建立了政府,他将拥有像至圣使者(愿他平安福佑)一样管理社会的权威,服从他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政府的权力可以移交给任何具有知识和公正品质的人。”霍梅尼还认为:“权威的含义是政府,行政机构和执行法律;和许多人相信的相反,它不是特权,而是重大的责任。教法学家的统治是一项理性的、外在的工作;如同给一个幼儿任命一位监护者,它仅作为一种任命形式而存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给什叶派宗教领袖规定了很大的权限:任命监护委员会的教法学家;任命全国最高法院院长;亲自担任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任免总参谋长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签署总统选举生效的法令,确认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资格;在特殊情况下罢免共和国总统等。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其实就是像“哲学家王”那样的宗教精英在管理和监督着国家和社会。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伊斯兰复兴运动和现代伊斯兰思潮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哲学的局限。宗教精英政治的弊病是:人民对宗教领袖没有一个直接的监督程序,因而对他们的约束力较小。由此可见,尽管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体制采取了三权分立的方式,但在三权之上又设立了一个宗教领袖,对三权进行牵制,这就把宗教领袖和教法学家的权力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并依赖于他们的优秀品质或良知的发见来领导国家和社会,可以肯定,这缺乏科学的管理机制,而忽视了社会发展变迁的因素。因此,这种宗教精英统治的形式容易导致专断倾向,或容易使国家机器成为少数人的工具,而无视大多数人的意愿。神权政治的权力大多集中在宗教领袖手中,因此统治的基础仍不是很广泛的,而神权统治的实质不过是神职人员假托神祗对教徒群众的统治。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哲学家王”到伊斯兰教的“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继承者哈里发思想以及什叶派的“伊玛目”理论直至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论”等都说明了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伊斯兰政治理论强调“圣贤”的作用和“圣贤”品格的魅力来领导社会和统治信众的特性,这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社会结构更多地呈现了地区性和分散性的特点。虽然古典时期把圣贤君王的政治理论奉为圭臬,可是古典时期的政治很难全面地实行柏拉图和伊斯兰思想家的理念,所以,圣贤君王或哲学家王的思想一直停留在理想的阶段和梦寐以求的目标。如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学说一样,试图以圣贤君王的榜样作用来指导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可见,古希腊政治哲学与伊斯兰政治哲学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具有相似性,如出一辙。

自从世界进入近代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殖民主义的发展和交通工具、通讯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越来越向着整体化和合约化的方向发展,世界的视野和定位愈来愈显出相对狭小的规模,而个人一统天下的专制统治弊病则愈来愈大,因此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政治显现出其优越性。在东方古典政治理论中,广大群众和信徒在理智方面被认为是愚钝的,因此宗教对于他们的指导是必需的;重要的是统治者要以哲学思想武装自己而成为完美的圣贤,由这样的个别“哲学家王”来治理国家,就会实现柏拉图有关“理想国”的政治宏愿。但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中,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圣贤”,人生来就有被诱惑的弱点和引向邪恶的赋性,因此再好的绅士君子也与普通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嗜欲而会犯下过失和错误。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和培养,每位公民都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具备“圣贤”的特点,因此,“圣贤”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家王和宗教领袖,圣贤存在于民众和民意中。民主制度强调群体的参与和群众“圣贤”性的弘扬。通过制衡和监督来约束统治者的权力,遏制人性的邪念或错误,时时更新体制方面的陈旧肌理,发挥群体性的“圣贤”作用而保持政治的活力。可见,现代民主政治相比“哲学家王”或“圣贤君王”的“理想国”具有更广泛更坚实的统治基础,而东方社会的“圣贤君王”政治的合理性正越来越受到了挑战,它实在适应不了世界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它无法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步骤和要求。这就是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境和迷惑。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是摆在今天的13亿穆斯林面前的重要任务。今天的伊斯兰世界能否再次像历史上的伊斯兰文明那样敞开大门接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文化遗产,包括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法制社会和自由理念?总而言之,伊斯兰世界需要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人文主义思想运动,在继承希腊哲学的基础上超越希腊哲学。同样,我国古代盛行的儒教政治理论和崇尚的“明君”思想以及儒家新权威主义也正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全球化潮流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有趣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预言未来的世界将是以西方为一方和以儒家文明及伊斯兰文明为另一方的冲突。是否他在这里指的是民主政治与圣贤君王政治之间的差别导致的不和谐?

历史上的伊斯兰文明能够达到举目辉煌的程度是因为充分吸收了包括希腊文明的东西方文化的养分。今天她能够再次敞开胸怀接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吗?圣贤君主曾为古代文明的昌兴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他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吗?反之,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盛行是否缺失了哲学家王那样的气质呢?如何平衡东西方的精神理念并使它们在社会中得到互补呢?这些问题留待学者们一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