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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传统文化
发布时间:2018-04-04 20:29:10

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传统文化

 

    感谢宗教学会和浙江大学的邀请,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增加了一次真实的学习机会,我谈这个题目,首先从中国穆斯林的构成谈起。中国有不少穆斯林少数民族,从语言文化系统来说,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以汉语为基础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比如回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当然,回族基本上用汉语为母语,东乡族和保安族虽然有自己的母语,但在与族群外的人交流时,一般都能用汉语作为辅助的媒介工具。第二类是以突厥语为母语的族群体系,比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和撒拉族等穆斯林群体,它们在语言上都属于突厥语家族,载有东突厥文化的浓厚印记。第三类是说波斯语的,就是中国的塔吉克族,他们说的语言属于东伊朗语系,但这个民族很少只有两万多人,所以大致可以把中国穆斯林整体简约为以汉语为语言文化体系的回族等穆斯林群体,及以突厥语为语言文化体系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族的穆斯林群体。

    这两大类中国穆斯林群体的人口总数是2400万,这个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作为伊斯兰教载体的2400万的中国穆斯林人口一半以上是属于第一个类型的,这个类型的穆斯林可以说在历史上与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及其他民族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血缘联系,特别是回族。我们也知道,因历史原因,回族先辈是从中亚和西亚地区迁徙而来的,他们来了以后跟中国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妇女通婚,所以回族的群体里面从血缘上来说至少有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是从汉族那里来的。

那么突厥语的民族呢,尽管跟汉民族在血缘、体质、文化和社会环境方面非常不同,但是由于我们大一统的中华国家的存在,它们有着与内地的汉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经久不断的历史联系和交往,这使得汉文化也不断的渗透到突厥民族中间去,或者是汉文化与突厥文化互相影响,所以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突厥民族有着一种扩散、制约和统领的关系,中国主体文化对突厥民族有着一定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中国伊斯兰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种亚文化。这里面的关系很纠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历史为例,像泉州、广州、杭州、扬州、苏州、宁波这些地方的许多穆斯林先辈都融合进汉族的群体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汉族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加入到中国穆斯林的行列内,它们之间的联系,我觉得是天然的,血缘的联系决定了这种天然的联系,也决定了它们之间必然互相影响,互为交织。比如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实际上接受了不少的汉文化元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元素,像忠孝观、三纲五常、宿命论等在中国伊斯兰教教理中都得到了反映。同样,伊斯兰文化也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据海外学者的观点,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儒学思想是受到了伊斯兰教的本体论的影响。还有,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方面也吸收了许多儒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成分,比如“天命观”,中庸之道,克己复礼,仁义道德等。

    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那么在中国的穆斯林群体当中,特别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和形成了“两元忠诚”的政治观。所谓两元忠诚既保持了对安拉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忠诚,同时也对中国的历代统治阶层和统治者,只要他们给予穆斯林行使宗教活动的权利,穆斯林同样也可以对非穆斯林的政权保持忠诚,承认它们的合法性。这种两元忠诚的观点,是中国穆斯林文化发展进程当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明证。中国穆斯林可以把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作为宗教先知来尊敬,把儒教的教义以及道教的一些基本原则看作是与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原则并行不悖的。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之外,中国穆斯林还在一定程度上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特别是回族当中更是如此,比如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把人的死亡称为“无常”等。回族穆斯林的先辈从中亚和西亚迁徙来时使用的民族语言转化为使用汉语为母语,他们的姓名、服饰、外形等都基本上变了,生活习俗也有不小的改革,逐渐趋同于主体文化,这些,大家都可以从历史发展的结果上见证得到的。

    那么,在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它也发展出了一种调适、整合、或者是保持距离、甚至有时排斥等非常复杂的辩证关系。比如说在明清时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发展出了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学派或被称为汉学派,它借鉴了许多儒家或者是佛教和道教的哲学观念,以诠释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教义。那时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回族穆斯林学者,比如像张中、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所谓的“回儒”,他们精通经汉知识,学问贯通中外,他们在构建跨文化、跨宗教的桥梁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直至今天我们也知晓:不少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仍然强调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体文化的天然联系,比如继续承接金陵学派的思想观念,继续强调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调适和整合,甚至将中国伊斯兰文化纳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使中国伊斯兰教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西北地区,尽管中国穆斯林也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部分,但他们不断地强调要求回归自己的渊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初型的伊斯兰教传统,甚至于有时候对汉文化保持一定距离,甚而是排斥,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它多半起因于国家处于式微,道德急剧滑坡,社会解体,传统思想消解,主体文化失却了榜样、统领和率先的魅力等。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具有多样性,它怎样和汉民族传统文化处理好衔接的关系?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全面溃败或者是儒家文化失去了榜样的统领作用,或者是丧失感召其他民族的魅力的话,像伊斯兰教,特别是新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就会产生离心力,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就会渐行解体,恰恰就像孔子说的那样,“名不正,言不顺”。如果儒家文化自己倡导的思想道德规范在主流社会当中都成了形同虚设的话,它对边缘的少数民族的驾驭能力就非常有限的,甚至形成了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紧张和抵抗的态势。

我觉得今天的泰山纵观会议非常地重要,政府也认识到需要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如果再不这样的话,任凭我们的传统文化被瓦解、溃退的话,被销蚀、被肢解的话,那么很显然,我们的国家就会趋于瓦解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的战略意义就是努力重建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在重建的传统文化中当然也囊括儒、释、道以及在历史发展当中融汇了像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优秀文化。恢复传统文化的正常作用和统领作用,这在当今的现代化环境中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工作。我讲的很不成熟的,谢谢大家。

 

 

王建平在自由讨论中的发言

我觉得,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实际上倒是出现了一些空心化,比如,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金融的空心化,思想道德的空心化,教育文化的空心化,等等,所以,今后面临的危机感确实是很强烈的。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准备。这次会议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由中国宗教学会和浙江大学召集这个会议,我们都是再做救国救亡的工作。我在西北地区搞调研的时候,与新疆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们谈话,他们跟我说,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这没有任何问题;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搞分裂的毕竟是一小部分人。但是你们现在的主流文化到了这样的沦丧地步,到处在腐败,到处在弄虚作假,到处在坑蒙拐骗,我们还学习你们干什么,你们本身就没有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复兴的强劲势头的原因。对于这样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汉族如果发这样的牢骚的话,比如对现状不满的话,最多被指责为落后,或消极,不太可能会上纲上线而成为敌我矛盾;但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或者信仰某个宗教的人发了这样的牢骚的话,就有可能被冠之以“分裂分子”、“极端分子”,这样做实质上在激化矛盾,将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推到对立面,这说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在下降,结果会出现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特别是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离心力倾向,如果这种离心力在加剧的话,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解体。我们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反腐败的斗争直接关乎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伟大事业。这个是我有感而想到的。

    第二个想法是:我们的泰山会议,今后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站立于一个历史的高度上,我觉得还要与无神论这个关系处理好。我本人应邀参加过一次无神论的会议,信奉无神论的学者队伍里面也并非是单一的。其中也有一些老干部,他们现在强调无神论,恰恰就在上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他们为宗教的教产归还,为宗教的正名及落实宗教政策做了不少的工作。另外,他们也表态说了,他们并不反对宗教、批判宗教或者要消灭宗教,反之,他们正视宗教的存在。问题就是,现在的宗教界是一个强势力量,他们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要权有权,要资源有资源。反观无神论者倒反而是弱势了。我觉得,我们宗教学的队伍或者客观地、科学地研究宗教的学者队伍现在如果是属于强势的话,应该给他们无神论研究者一个生存的饭碗。虽然我有西方留学的背景,我也是在神学院里的宗教系专业中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但我仍然非常尊重无神论者的。我总觉得,不管是世界的文明史和中国的文明史,无神论和有神论,实际上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相辅相成,促进了我们今天文明的发展和主流文化海纳百川的宏伟图景,所以我们泰山会议真的要成为能够在公众当中有信服力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团结这些无神论者,让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声音。有一些学者说,现在倡导无神论的人是孤家寡人;我认为让他们发表一些声音也没有关系,当然不要进行人身攻击,特别是包括宗教的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是伟大的话,代表一种先进文明的话,应该对他们宽容一些,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可能不太成熟。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除自由讨论中的发言最后一点外都刊载于卓新平、王晓朝、安伦主编的《泰山综观??思源探新:论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02-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