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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和边疆伊斯兰文化老照片??毕敬士等传教士的视角及解读》
发布时间:2018-04-04 20:43:53
笔者编著的《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03月出版后,在学界、伊斯兰教界及基督教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一些网站及《中国民族报》、《中国穆斯林通讯》、《开拓》和《伊斯兰文化研究》等登载了书讯及马贤先生写的序。此后,有学者和伊斯兰教界和基督教界人士给笔者写信或打电话、甚至在学术会议上的谈话中要求笔者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美国传教士毕敬士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老照片的其余部分尽快整理出来,公诸于世。我觉得继续出版有关毕敬士影集中的中国内地和边疆(包括云南、内蒙古等)的伊斯兰文化老照片是一项责无旁贷的工作。本着善始善终的精神,我将这册《中国内地和边疆伊斯兰文化老照片??毕敬士等传教士的视角及解读》展现给读者,一同分享这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毕敬士先生捐赠给哈佛大学的照片集大概有近千张,除掉中国西北和内地的风景、沿路的风土人情等与伊斯兰教内容无很大关联的照片以外,大约有半数照片是反映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面貌的内容。当然,毕敬士先生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照片收藏中的绝大多数是由毕敬士拍摄的,但也有数十张是由居住于青海数年的美国传教士、植物学家何佩道(Carter Holton,后来他转移到河州即今天的临夏传教后改名为“海映光”)及在云南传教的朱佩儒(Raymond Joyce)等拍摄的(除毕敬士拍摄的照片外,均注明拍摄者),毕敬士收藏。在《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一书中已经收录了近280幅反映我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的老照片,还尚存有大约240余张左右反映内蒙、河北、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上海、湖北、湖南、云南等地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的照片。去掉10多张在笔者编著的《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美国哈佛大学资料研究》一书已刊用的有关上海的照片及内容相对重复的照片之外,尚有近260张照片。经笔者系统地整理毕敬士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照片集时发现,《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一书中还遗漏了相关照片40多张,这次一并辑入。此外,英国摄影师后加入澳大利亚籍的赫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女士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在中国北方拍摄了近5000张照片,其家属在她去世后,将这部分中国的照片捐赠给了哈佛大学图书馆。赫达?莫理循照片集中,有20来张是关于河北保定的回族穆斯林的清真饮食业的照片。这次因篇幅太大暂不放入这本书内。

2006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翻阅美国传教士胡籁明(Ryman Hoover)先生的资料时,找到了10多张他收藏的有关北京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照片,其中有几张是毕敬士先生拍摄的,已收进本书,其余几张因难以确定照片的拍摄者和照片的确切内容,暂时未收入本书。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这些老照片的内容和时代背景,我将这几年阅读毕敬士夫妇编辑出版的《友穆》(Friend of Moslems)杂志中刊登的与这些老照片内容有关的中国伊斯兰教文章悉数翻译成中文,并把过去阅读的《穆斯林世界》(The Moslem World)中有些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章也翻译成中文,一起汇集成书。毕敬士夫妇和其他美国传教士们所写的有关上述地区的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情况的文章对于我们能够详细地分析和审视六七十年前甚至80多年前的中国内地回族伊斯兰教有较大的价值,其中有一些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原始资料,它们对于民国时期穆斯林人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回族著名人物、清真寺分布、中国穆斯林的社区组织、中国穆斯林教职人员、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国穆斯林的经济、中国穆斯林到麦加朝觐情况和路线、中国穆斯林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中国穆斯林对基督教的看法、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中国穆斯林领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及著名穆斯林学者等专题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传教士收藏的资料中还保存了一些历史碑记和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等。当然,本书中的近250多张有关中国内地和边疆的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的照片本身具有历史资料的直观价值,使我们今天能够掌握那个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活动的情况和动态等信息,属于了解中国伊斯兰教民国时期历史的实证材料和最可靠的历史见证的一部分。

关于这些照片的摄影者毕敬士先生的生平情况在《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一书中已有介绍,本书不再赘言。在本书中还穿插了我写的几篇基于历史照片的研究短文,比如关于苏州太平坊清真寺的照片、湖北武昌马四巴巴的拱北(坟墓)、南京穆斯林先贤刘智墓、甘肃张家川哲赫林耶的宣化岗、北京牛街清真寺的一笔太斯弥匾、武汉伊斯兰教和清真寺、撒拉族新娘、哲赫林耶派平凉太爷穆宪章拱北等,一并辑入,愿与读者一起分享研究心得体会。解读历史照片,特别是在当事人都早已离开我们的今天,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其中肯定包含一些因跨文化交流而出现的误读和误解,当然,这是为了填补历史出现的空隙而必须显示勇气和接受挑战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我希望一本著述在历史的检验中不断地完善和修正。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没有一个作品会臻于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对书中存在的错误和疏忽,我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在本书付梓时,我要感谢在调查和研究中提供帮助的热心人。他们包括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文物和文献整理小组的回宗正先生,他帮助我辨别了不少张有关北京的清真寺照片,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刘家峰教授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刘继华博士,他俩对传教士的中文名字翻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的毕业生马超同学,他陪我访问了武汉的清真寺和马明龙拱北,并对河南的几个地名提供了辨别的信息;我的老同学、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陆韧博士,她帮助我辨别了几个云南的地名和人名;甘肃张家川宣化冈管理委员会主任马家生先生、武汉市民权路清真寺寺管会主任马建生先生、西安市东举院巷的民间业余研究者马昕先生、苏州市钮家巷的穆斯林学者王社省(尊五)先生、武汉市起义街清真寺的魏瑞芸阿婆、安徽安庆市南门街清真寺阿訇马军先生、寺管会委员方庆如先生及其他几位热心的乡老、芜湖市清真寺前寺管会总务王鼎老人、甘肃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办公室的虎隆博士,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一处的干部马旭先生,以上几位先生和学者对我的调查给予了各种关照和支持;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学者石立善先生,他帮助我辨别了几位日本学者的名字;我的同事王晟先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的研究生王孟、香港回教博爱社的杨兴文阿訇、广州市光塔寺王官雪阿訇、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的马建中先生、南京净觉寺的伊玛目马国贤阿訇、济南市伊斯兰教协会和《济南穆斯林》杂志编辑马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马景博士、南京大学博士生刘钦花等也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和帮助。感谢毕敬士的大儿子塞缪尔毕敬士医生,他为我辨认了有关山东清真寺的照片。还要感谢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林希文(Raymond Lum)博士和馆长郑炯文博士的帮助,以及燕京图书馆所授予的版权许可。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院长陈卫平教授以及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阿訇,这两位贤哲的深遽理解和鼎力支持使得这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也使毕敬士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拍摄的有关伊斯兰文化的老照片能够成为文献资料的一部分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故此特别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和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对此书出版的资助。

 

王建平谨识

2010年6月20日,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